知青系列之: 又说又炼真把式(附：生财有道)--元江          在傣家寨子里，一个受人尊重的强劳力由三样技能来衡量；犁田，耙田，上山砍柴运柴。三样技能活计都是人与牛一起干的，前两样用水牛，上山则用黄牛。成为强劳力的好处多多。强劳力一般不用做那些弯腰曲背的活，如插秧，拔秧，割稻等等，收工后可以捧着个水烟筒名正言顺的休息，不必操心煮饭，喂猪等等。最让人动心的是可以评高工分。          那时全国学大寨，我们大队是省里学大寨的典型，自然有一套与时俱进的典章制度。          家家户户的自留地都没有了，寨子里有一个集体菜园，由两个老农侍候。要吃菜就到园子里去称，一两分钱一斤，记帐，年终分红时总结算。对于知青而言，这样的生产方式更容易接受，如果分了自留地，恐怕不会有菜吃。老乡们对集体菜园也没有什么意见，大家都过得挺融洽。三十年后，在华盛顿DC有幸与几个记者吃饭，有记者想了解当年中国刚改革开放时包产到户，自留地回家对农民生活的冲击，知道我到过农村，就问我的感受。我实在说不出什么，因为在我所到的地方，自留地归为集体经营好象是很自然的，农民根本就没有半句怨言。或许是由于我们那里的农民不经商，不把自留地上的出产拿去赶集，无非就是炒一个菜自家吃，谁种还不是一样？可见中国之大，任何政策的制定都不能一刀切。我们去农村几年，要说实实在在的城乡文明交流大概就两样，一个是厕所，为知青建的，以后应该是长存的，即是是知青走了以后；另一个是用人粪作种菜的肥料。傣族爱干净，种菜不浇人粪，就是浇水。有时把发过酵的牛粪放在菜地里，这就是最讲究的上肥了。厕所建起以后，有家原在城郊的知青教了老农如何对粪水，如何浇肥，菜果然要长得比原来好很多。再者，知青吃这种菜也不嫌脏，有样学样，傣家也就接受了。          自留地归公，留给农民自己支配的就只是两样半。猪算半样，因为国家要分一半，还要交“割头税”。鸡和狗是农民可以完全支配的。可怜的狗朋友，关于它们的故事还是等韩国的香肉风潮把西人的观念再冲击几回再说吧。          这样与农民切身相关的制度就是工分制度了。这个制度是学大寨的重头戏，最高的工分为十二分，每个季度评一次。一个公认的强劳力是每天十分，另外的两分就得有突出表现了，有点象高考中的附加分。一般是村里有把式，有经验，有威信的中年农民才能拿到十二分。青壮年一般是十分为底，然后略有加减。妇女最多十分，小孩放两头牛，每天可得三分。在我们队，一年下来，十分工分可得一元左右。评工分虽然很严格，但有一个例外，如果离队出公差，比如去修水库，则一律十二分，还要加两毛钱一天的补贴。          下乡后我第一次评工分是九分半，这也不错了。但我们发现了一个不公之处，就是踩打谷机这活累得要死，评工分时似乎不怎么算数。打听之后得知犁田，耙田，上山砍柴是当地农民的三大把式，踩打谷机是出笨力气，没技术，于是要求先加入犁耙田的队伍。下一次农忙来时，我和小宋先加入犁田组。地里的稻子收割后，要放水泡，把地泡软。犁田是把地翻一遍，让残留的稻草压在泥下，这算有机肥料了。犁田时，一头牛拉一个犁，人在后面一手扶持犁把，掌握着犁头吃土的深度，跟着牛深一脚浅一脚在田里走，一手扬鞭吆喝。吆喝的词句是傣族话，不外乎生殖器与老母。那牛却是只懂傣族话，拿汉话骂它，无论怎么字正腔圆，都不起作用。犁把上的力量要轻重适度，犁头吃土深了牛拉不动，吃土浅了土翻不透。最难的是一块田翻完后转另一块田。那里的地都是高高低低不规则的，翻过田埂时，既要吆喝牛，又要把犁提起，需要的是力气加巧劲。提犁时要把犁朝后拉，这样人和牛的两个分力之合力把犁悬空，然后人要维持这个状态，再顺势跟牛走，就可要爬沟过坎，毫无阻碍。所有这些都得在运动中完成，的确是要点技术的。一两天之后我和小宋就完全掌握了犁田。这时，队长让我们去耙田。          一人分了两头牛，我们开始耙田。耙田很好玩，两块十五公分宽的木板，两头有厚木头相连。木板下面安了木齿，大约二十公分长。由两头牛拖着，把前几天犁过的田细细的耙碎耙平，这田就可以栽秧了。论力气，耙田比犁田省力，因为人是站在耙上让牛拖着走的，但劳动时间更长。那年农忙，早上四点起来，去老乡家把牛牵出，赶到田里开始耙田，到十点回村吃早饭，牛由小孩放着吃点草。十点四十左右又开始耙田，到下午两点。元江的天太热，这时牛已走不动了，放了，吃点草，躺在树下休息。可是地可是，人还不能就此歇着。三点要去挑秧，让妇女栽。六点吃晚饭，七点又要去拔秧，到九点多。如此劳动，要忙一个多月，当时就叹了，人比牛更耐劳。          耙田时头戴斗笠，晴雨两用，身后一个小背篓，手持鞭子。那鞭子是用线票买的团线请傣族故娘编的，又硬又结实。尤其是沾了水后，任你使奸耍猾的牛，见了扬起的鞭影，挣命也得朝前快跑几步。鞭子在手，对牛主要是吓唬，真正的用处却是打黄鳝。泥巴块被耙子一碾碎，黄鳝出来，在浓浓的泥浆水中忽隐忽现。傣农人站在耙上，眼睛四处瞧，看到亲切处，手腕一抖，“刷”一鞭下去，就在耙上弯腰，探手，黄鳝手到擒来，放入背篓。一个工出下来，十来条黄鳝是有的。黄鳝乃傣农所爱，有歌证曰“一根干黄鳝，两个咸鸭蛋，一团糯米饭，二两小酒天天干。”傣农烧黄鳝，又是另有一功，将铁锅放了盐炒热后，把黄鳝放入。黄鳝受热盘成一团，熟后食用，还是这样一盘盘的象蚊香的样子。黄鳝虽不多肉，好歹是胆白质，我也跟着想抓几条。无奈近视久矣，又不带眼镜，总是看不真切。鞭花甩处，尽是徒劳。一次看得真切，一鞭下去，探手之处只觉腻滑异常，捞起一看，是一条大蚂蝗。黄鳝抓不到，吃的倒也不少。傣农收工时知道我打不到，一人往我背篓里放个一条两条，也就和他们逮到的所差不多了。          这次农忙下来，村民对我们括目相看，评工分时得了十一分半，说明了那半分的差距是因为来接受再教育的，不能满分。我们十一个知青，只有我和小宋学会了犁耙田，也就做了这一个农忙。其后我们长期都在水库上出民工。          那年分红，扣除了当年的用度，尽得二百三十八块钱。在那年月可是一大笔钱。进了城，一条大中华十五块，一个上海牌手表一百二十，买了几丈布带回家，老老小小都有份，寄一部分钱回家，又买了许多日常用品。回到寨子里，口袋里空空如也，又要到队上去予支了，惊得老队长看了我半天。 附记： 生财有道          我在上面这个帖子中，讲到当年分红得了钱，好多网友都觉得那个地方很不错。也许会造成一种印象，在元江插队的都能拿到钱。其实要是注意到我写的劳动强度，应该可以想到能在劳动中坚持下来的知青不多。我这里再讲一些知青透支的情况。          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有许多知青象候鸟，城市农村两头跑。因为有这样的周期性，我就从一个知青想回家开始讲起。元江到昆明的长途汽车是十五元，昆明到上海是四十二元五角。加上路上的吃住，至少要七十元。这笔钱如何筹措呢？          先跟队上说要回家三个月，插队知青比较自由，通常都能得到同意。这样就可以称大约两百斤谷子。碾成米，得七十斤糠，一百三十斤米(损耗不计)。糠可以卖一毛钱一斤，一百三十斤米拖往粮食局，一毛五一斤，得十九块五加一百三十斤全国粮票。真正赚钱的就是这全国粮票了，在当地可以卖到五毛钱一斤。一转手之间，手上有八十一块五毛钱。回家路费是够了。还有几十块的零花钱。          在家待几个月，里弄会上门动员回乡下。家里给出路费，又买一大箱毛巾，香皂作为日用品带下乡。当时日用品奇缺，几毛钱的毛巾，香皂在当地可卖两块钱左右，主要是傣族故娘喜欢。这样很轻易地就弄百把块零花钱，够在农村花一阵子了。          有一个老实知青，自己没回家，但看到回家的知青卖小百货生意好，写了一封信给家里，要托人带百把条毛巾，百把块香皂。吓得家里以为他有病，写信到当地慰问团询问，于是这一条生财之道就此堵住。          一般走过这样赚钱道路的知青，通常都不肯再干活，队上的欠款也就一直拖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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