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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系列之: 阿凡提--元江 如果没记错，阿凡提应该是姓陆，名字可是再也想不起了。初次见到阿凡提是在知青专列上，他走到我们的车厢来，叫坐在我对面的阿鹏，说是“野兔”找他去。 阿鹏与我同校，个儿不高，65年进中学时分明一个小鬼，到69年下乡时，已发育的膀阔腰圆，一支烟叼在嘴上，两手抱在胸前，气定神闲，成熟中透着流气。每当知青护送组走过时，他嘴一抿，就把点着的烟全含进嘴里，烟头朝里，待护送组走过，嘴唇一翻，那烟卷从嘴里完好无损地翻出，又叼在嘴上。凭这一手，让我们颇生敬畏，知道阿鹏已非当年吴下阿蒙，是个招惹不得的人物了。 “野兔”也是一个响亮的名头，在我们那个区里颇有名声，还有几个与“野兔”抱团的什么“牛卵”之类的。象阿凡提，阿鹏这些人都是替他们跑腿的。虽然上海的“文攻武卫”(王洪文的工人造反组织)与“上体司”(上海体育战线造反司令部)每年八月四号都要“刮台风”，把各区的这些小爷与喽罗们请进去一两个星期，用小红宝书和棍棒皮鞭细致耐心地开导一番，无奈地无奈，在当时那种混乱的年代里，处处是权力真空地带，这些地方势力却是“革命野火烧不尽，不待春风吹又生。”与这些人同车前往云南，真不知今后是受共产党的领导还是受他们的领导。 阿鹏临走前，给我们介绍了阿凡提，“这是阿凡提，去元江的桥头大队，你们认得认得。”转过身去对阿凡提说：“这些都是我的同学，到了元江多帮忙。”阿鹏自己分在另一个县，新平，与野兔他们一块儿。 阿凡提长得满端正，目字脸，嘴唇略厚，鼻子大而多肉，眼泡也厚，鼻翼到嘴角两条隐隐的法令，有不怒自威的感觉。只是看着他甘为跑腿，却又感到有点滑稽。“出门靠朋友，以后有什么事给我打个招呼就行。”我们同队的肖东，一个小小个儿，赶忙递上烟去，“那是，那是，还要靠大家多帮忙。”其它人都沉默着，谁都不愿招惹他。虽说横的楞的都见过几个，没有谁愿意在这时去惹事。 一路上从上海到云南，要走过六省一市，计为上海，浙江，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一共三千零六十公里的铁路。沿途风景各异。三天三夜在车上，老实的都很少挪窝。只是眼看着窗外青绿的田野消逝，看着红土地扑面而来，看着山石替代了泥土，看着火车走过了越来越多的隧道。每个人的脚都肿了起来，偶尔火车会在小站上停靠，下到月台上走几步，人觉得发飘。不过比起串联时火车上的拥挤，这一趟车还是算幸福的。 全列火车一共七百多知青，只有一个五六个人的护送组，车上这种暂时脱离了各种群众组织严密监视的社会生态让大大小小的阿凡提们如鱼得水。幸好，他们要么都去挤在女生的座位周围，要么在他们的同夥之间交谈。不停地抽烟，对什么话和事都要大声地表示意见或附合以显示自己的存在。如果周围的女生是正经一些的，这些大爷们的话题也就规范一点，多是夸耀一些过去的英雄事迹，比如哪次打架谁到场啦，谁跟谁又怎么摔跤比试啦。要是女生轻佻一些，话题就会涉及些男女交往。今天回想起来，那时的青年十之八九是性盲。所谓的涉及男女交往不外乎谁是谁的女友，谁和谁已经“敲定”了。至于做了朋友后如何，“敲定”以后又应该如何，如何以后又是如何，大家都只是朦而胧之，不甚了了。如果那时有谁能写些象“插一腿”发表在网上的艳诗色词，那是一定会让这些小爷们感到“石破天惊，小儒咂舌”，恭而敬之地奉他坐第一把交椅的。尽管说的都是些傻话，到昆明的那天，他们中的好些嗓门都哑了。 (“敲定”的意思讲得文一点就是海誓山盟，原来一直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土语。还是来北美以后看多了法庭连续剧，一天猛然悟出原来是法官在宣布“Case is closed”或“Case is dismissed”时手中小锤的敲击。) 到昆明，那是69年四月的一个晚上，汽车把知青送进了昆明二十三中，知青的到来把昆明的那一角搅扰得骚动不安。淡淡夜色中，一群群知青散到街上去，不知道要寻找什么。夜渐渐深了，栖身的教学楼里一阵嘈杂，许多知青跑回来，说是野兔他们那一夥与昆明的青年打架，被人追得满处跑。“强龙不压地头蛇”，更何况在文革期间，昆明的“八派”和“炮派”武斗不休，动枪动炮，昆明青年对武力场面可谓见多识广，岂会被这些玩玩刮刀，角铁的地痞所吓倒。 隔壁教室里有人拉二胡，此人是那时风行一时的几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中的二胡圣手。一曲“红军哥哥回来了”，曲子转到慢板，如泣如诉，是红妹子向着打回家乡的红军大哥诉说着曾经遭受的苦难。痛定思痛，格外断肠，听得让人心里乱。 劳累，前途不明，混乱的环境，使人觉得无助亦无奈，做不了什么也想不了什么，还是洗洗睡吧。从随身的筒包里取出盥洗用具，走出大楼，在昏暗的灯下找到盥洗龙头，擦起脸来。毛巾捂着脸时，被人在肩上推了一下，人向旁跌出，差点倒地。急忙抬眼看，是阿凡提占了我的位置在我用的水龙头下洗手，手上拿着我的肥皂。“干嘛？你急什么。”我带点愤怒地责问他。阿凡提听到了，他不动，腰仍然弓着，手上拿着肥皂，手仍然放在水龙头下，然后把头微微地朝我这边转过来一点，他的眼光从他的眼角里先看着我的脚，慢慢地从下往上扫，扫过了头脸又扫回到我脚上，就那么用眼角斜视着我，不动，也不说话。我退缩了，转身走开，走出了学校，走到街上。羞辱感和愤怒都只能压下，那是一个让人凶手和苦主都做不得的年代。 大街上猛然响起了高音喇叭，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闭幕了。林彪，这位著名的战将，终于卷进了政争风暴的中心，其接班人的地位，被写进了党章。春城沸腾了，游行队伍在夜色中一拨拨地上街，载歌载舞。文化革命已经三年，有好多问题都说是到运动后期解决，可是随着一批又一批领导人上了台又下去，走马灯似地换着，眼见得这革命是越来越疯狂，运动后期看上去是遥遥无期了。这次林彪正式成为副统帅，接班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力量应该是很强大了，人们隐隐地都有了一丝局面会稳定下来的希望。老百姓的心中，大概是觉得象林彪，周恩来这样的是绝不会再被打倒的。屈指数来，除了这几位，也没有谁还能够资格让老人家去动手打倒的。谁又能想到仅仅两年半以后，林彪竟然会折戟沉沙，命殇内蒙呢？ 下一次见到阿凡提是五月十九号，69年的端午节。双喜，我，还有肖东和小夏在县城饭店里吃米线，一人两碗，买了牌，在排队等米线起锅。双喜和我占了一张桌子，刚坐下，就见阿凡提一身旧军装，摇进了饭厅。那时我们都已做了几星期的农活，这个端午节还是开始干活后第一个节休日。不过阿凡提还是停留在火车上那呼朋唤友的境界中，成天在县城里逛，碰见知青就搭腔，甩牌子，诈吃诈喝。正好我们队里也有一个成天在外逛的知青，叫许荣，回队时聊起来，常提到阿凡提，据说是人见人恨。双喜一向比我底气壮，看见阿凡提走过来，朝我使个眼色：“别理他。”阿凡提过来搭腔了，“哪个队的？”“团树。”“许荣今天来了吗？”一边说，一边就坐下了，拿起一双筷子，在桌子边上敲起鼓点来。“没来。”双喜说完就和我一起到饭厅边上窗前帮肖东和小夏端米线。米线端到，把四碗放在大方桌子中间，每人面前留一碗吃起来，并不让一下阿凡提。阿凡提很不自在，眼睛朝我们一个个扫过，手中筷子的鼓点有一下没一下，乱了节奏。大概是自忖唬不倒我们四个，自找了台阶，“我和许荣是朋友。”“许荣今天在漫林生产队开饭饱。”(开饭饱是聚餐的意思，是稍有点流气的说法)阿凡提听后讪讪地起身走了。 那天晚上，我们在寨子里刚入睡，门外一片嘈杂声响起，随后就有十多个知青进了我们的房子。听他们说，漫林的民兵要抓人，因为他们打了阿凡提。“阿凡提的头有这么大。”有一个比划了一下。我们都吓了一跳，头肿得这么大，要出人命了。原来白天阿凡提与我们分手后，就去了漫林生产队。阿凡提早已招了众怒又不自知，他的那些撑腰的远在另一个县，鞭长莫及。在漫林生产队聚餐的那一夥中有几个也不是好惹的主，看见阿凡提还是一副“神之舞之”的样子，就想收拾他。阿凡提饭还是吃了的，酒也喝了的，还在饭桌边大大咧咧地吹牛。只是随着言来语去，阿凡提失道寡助的情形让大家都看在了眼里，不太熟悉的知青间相互提防之心尽去，一个叫“黄毛”的对着阿凡提脸上就是一拳。随后大家就一哄而上，拳脚相加。阿凡提见不是路，夺门而出，只是那天晚上下了雨，路滑倒地，又被知青追上一顿暴打。待得见阿凡提被打得不像人样，大家作鸟兽散。农民把阿凡提送进了县医院。阿凡提被打之时，拼命地求饶，这一下他的牌子就彻底倒了，以后再也不能在黑道上混了。 阿凡提命大，一个星期后出院了。此后象是转了性，见人就凑和，眼睛里再也没有了那种曾见过的煞气。流氓被人修理后，也就象许多做官的被打倒一样，过去的威风不在，与普通人交往反而象锉了一截。 又过了半年，阿凡提终于汇入了知青群，只是有时会有点傻样，据说是脑子受了伤。这一次阿凡提的被打，也许救了他，后来元江有一批知青闹得太嚣张，办了学习班，斗了一批，判了好几个，阿凡提可是干乾净净的没事。如果没有那一次的挫折，恐怕他也会搅和进去。 黑道上的发展不顺利，阿凡提转而要读书了。 读书，在那时是一种危险的行为，尤其对读了以后要思索，要讨论，要传播的人。知青下乡，特别是一些高中生，都会带几本书。有些知青家里在文革中没受到冲击，会有些书留下来，放在家里还是个祸胎，就带了下乡，随后会在知青中传开。那时与几个在“大路新寨”插队的高中生处的很熟，他们原来是松江二中的住宿生，据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学校，于是有机会从他们那里读到一些书。大多数的书是俄国文学的中译本，有普希金，屠格涅夫等旧俄国文学，其中最惨不忍读的是陀斯得也夫斯基的“罪与罚”，读后既难过，又恶心。也有青年近卫军，保卫察里津这样的苏联小说。西方的小说很少，只记得有一本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初到农村的那一年，知青并无专人管束，有点天高皇帝远的感觉，读完了书可以随便聊聊，不顾忌文字狱。还是在神聊时，领教了怎么样展示学问，原来读书并不只是看内容，通晓故事情节，还得知道作者的名字，家世，一大串与书的内容不相干的信息。只是我再也学不会这一点，始终停留在读故事的层次上。一本书到手，跳过目录，内容提要，前言，直翻到第一章，最好在第一章前有个楔子，通常这意味着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书不经读，很快就读完了，到后来，就读一本苏联人尤金写的“哲学词典”，那些条目一一读来也有些趣味。等到自带的书读完，听说县里有个图书馆，就去看了一下，满架满架的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全集。那时与苏联的关系不好，列宁，斯大林的书都很少。随手翻翻，居然发现恩格斯写得有些很像小说，有两卷其中收集了恩格斯对普法战争的评论，“国家，家庭和私有制的起源”，读来象“希腊罗马神话故事”。图书馆多去几次后，还发现有一本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大开本，在恩格斯的著作里看到过这个达尔文，评价甚高，也借了读完。 幸亏小说读得快，很早就转入读恩格斯的著作，躲过了一场文字狱。70年，上海来了个知青慰问团，长期驻扎元江，实际上是管理知青，当然是按当时的行动准则管理。有一个知青，高中生，在女知青中显学问，讲开了福尔摩斯的故事，“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听得一些女生又是害怕，又是想听，欲罢不能。这个知青到水库工地劳动，离插队处有三十公里，那些女知青(初中生)居然会徒步三十公里的路去找他，欲知下回分解。这样的佳话在今天大概是要上网炫耀一番的，在那时却是要倒霉的。就不说福尔摩斯的故事是宣扬西方世界的不管什么思想，单凭这把年轻女生播弄的这样神魂颠倒，就让那些以家长自居的慰问团成员们深痛恶绝，这个男知青被批斗了。又有一位高中生不忿那一位独领风骚，讲开了亚孙。罗宾的故事，是一位专门与福尔摩斯作对的侠盗，他吸引的是一大帮男生。听故事的男生在受了侠盗的启发后，就聊起了种种侠义的行为，诸如怎样进鸭棚偷鸭子而不让鸭子惊叫，如何到边界上先做倒插门的女 婿，然后再越过边界到缅甸去。这一位算是个领头的，后来以“图谋叛国投敌罪”被判了五年。由此慰问团在访村走寨时特别注意知青们在读些什么书，以抓住阶级斗争新动向。 其时，倒过霉的阿凡提与我们常有来往，看到我们读书，也要求推荐些书给他读，我们只敢让他到县图书馆去借书。慰问团到了阿凡提所在的生产队，知道他原来是什么样的人，故意问他现在做些什么。“读书，我想读点书。”“读什么书啊？”“物种起源，达尔文的。”慰问团也知道达尔文，接过阿凡提递过的书翻了起来。“阿凡提啊，怎么这上面都是红原珠笔的字啊？”“这是我读书的习惯，我一定要在书上写笔记才能读下去。”阿凡提一本正经地回答。慰问团忍住笑，“阿凡提，你的红字比达尔文的字还要多，以后人家读这本书，是读你写的还是读达尔文写的？”“。。。”阿凡提答不上来，傻傻地笑着。然而，阿凡提不是真傻。那年月，许多人写的日记，笔记不是为自己的，都是要让别人看到，以表示自己的进步。阿凡提纵然脑子受了点伤，但在保护自己，适应时代上，仍然是相当聪明。 在九大以后的一次庐山会议上，因为提议设国家主席的事，陈伯达倒了霉。毛主席说了，要全党的高级干部读几本马列原著。书店里和图书馆里到了些新书，白封面，红字的书名，非常漂亮。阿凡提赶上了潮流。元江城里的的百货公司离慰问团住的招待所不远，是慰问团出入必经之地。知青们进城，老看见阿凡提站在百货公司门口，一件簇新的蓝色的确良卡其中山装，一条瘦腿黑卡其裤，在裤管和黑面白边的松紧鞋之间是一截红色的运动裤。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山装两边口袋里各插着一本书，白底红字正好露在外面，是“反杜林论”和“哥达纲领批判”。其时正是离知青招工不远，常有风声传来，说文件下来了，要在知青中招一批工人。当时不管哪一个知青见到阿凡提，都有标准问答；“阿凡提，干什么那？”“读书，读点马列。”果然，71年的九月，招工开始了。我已经记不清阿凡提的这一番作为是否帮助了他早点进工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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